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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字經濟時代中外合作辦學新興專業建設探析

      發布時間:2024-04-16 作者:孟韜 曹江 來源:中國教育新聞網—《神州學人》

      數字經濟時代,新興產業發展的主導和領先地位成為一個國家創新能力與競爭優勢的體現。當前,各國紛紛將新興產業發展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聚焦于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數字技術融合、拓展、創新、發展而來的“四新學科”對新興產業發展起到了支撐作用。2021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清華大學考察時強調指出,“要用好學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劑’,加強基礎學科培養能力,打破學科專業壁壘,對現有學科專業體系進行調整升級,瞄準科技前沿和關鍵領域,推進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建設,加快培養緊缺人才”。這一重要論述,對推進“四新”建設與專業改造升級提出了新要求。因此,數字經濟時代下,研究專業改造和升級,對于新興產業發展和“四新”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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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數字經濟與技術覆蓋的本科專業

      中外合作辦學指外國教育機構同中國教育機構在中國境內合作舉辦以中國公民為主要招生對象的教育機構的活動。它可以引進發達國家的優質教育資源,借鑒和吸納國外先進的教學方法,對于推進我國高等教育專業與學科的數字化轉型與建設具有積極意義。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促進專業融合理念的形成。中外合作辦學有利于打破以往各專業獨立發展或簡單由一個學院牽頭,聯合相關學院的專業建設思路,而在學校與學校之間統籌優勢資源、集中謀劃,形成整體性、融合性的專業建設理念。二是助力教師教學科研水平的提升。數字經濟時代,中外合作辦學開設的學科專業,以數字技術為基礎,以多學科交叉融合為核心來構造專業學科體系,突破了單一學科界限,有利于提升教師的綜合能力??鐚W科研究不僅能使教師接觸不同的研究方法與視角,增強學科認知與知識獲得,還能通過引入科研項目成果和方法更新課程教學內容、改進教學方法。三是有利于提高專業人才培養質量。目前,國外已經形成了用專業認證引導高校專業面向行業需求的專業設計理念。通過中外合作辦學,可以對標國際學科的認證標準,用國際標準引導專業教學,不斷改進和提高我國新興專業人才培養方法和質量。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擬研究數字經濟時代背景下,如何通過中外合作辦學,引進國外優質資源,促進高等教育專業的轉型與建設。

      數字經濟的內涵與特征

      《“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指出,數字經濟是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的主要經濟形態,是以數據資源為關鍵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為主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融合應用、全要素數字化轉型為重要推動力,促進公平與效率更加統一的新經濟形態。

      數字技術作為產業變革的驅動力,具有四種基本特性:第一,聯通性。數字技術能使產業內的主體超越空間和時間進行聯通。第二,去中介化。數字技術可以替代傳統中介公司,通過互聯網平臺發揮中介作用。第三,去中心化。數字技術背景下,依靠網絡將各社會主體連接成一個整體,使原本處于中心地位的主體不再是中心。第四,跨界融合。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跨越技術和行業邊界,正在與傳統產業融合,也促使現有產業融合,行業間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

      隨著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催生了人工智能、物聯網、云計算等一批新產業新業態,數字技術領域新職業不斷涌現。不斷新增的新職業,對高校數字相關人才培養數量和質量提出了新要求?!懂a業數字人才研究與發展報告(2023)》指出,預計到2035年,中國的數字經濟規模將達到16萬億美元,相當于人民幣105萬億元。這說明數字經濟發展迅速,將成為中國經濟的重要支柱之一。與此同時,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2020年未來就業報告》指出,新技術的引入和人機之間的勞動分工變化將導致8500萬個工作崗位消失,但同時也將創造9700萬個新工作崗位。這意味著未來的就業市場將發生巨大變革,人們需要不斷學習和適應新技術的發展,以保持競爭力。此外,人瑞人才研究院的研究顯示,在未來20年內,隨著人工智能、機器人、自動駕駛汽車等技術的不斷發展,中國的就業規模預計將凈增長12%,這也為人們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和發展空間。

      盡管高校積極規劃并落實數字專業建設和人才培養,但是其數字人才的培養體系仍不健全。2022年發布的《中國ICT人才生態白皮書》顯示,近年來,我國每年數字相關專業的畢業人數約為500萬人,增速并未顯著提高。其中大部分從業者缺乏數字相關的數字技能儲備。這意味著這些學生在面對新職業時會遇到困難,并且難以快速適應變化的工作環境。由于現有人才培養體系沒有調整到位,數字人才供需結構矛盾仍然突出。因此,我國高等教育專業的數字化轉型與建設勢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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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近年來新獲批有關數字經濟專業的部分機構與項目

      中外合作辦學數字化專業開設現狀

      國家高度重視新興學科和專業的發展。數字經濟時代,在數字技術的推動下,傳統的學科專業與數字技術的交流融合,形成了新的更豐富的知識范疇,逐漸演變發展為新的學科專業。在全國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2022年版)中,共有6個一級學科的專業與數字經濟密切相關(見下圖),如經濟學學科下設的數字經濟專業、金融科技專業,數學學科下設的數據計算與應用專業,電子信息學科下設的人工智能專業均是數字技術深入融合學科專業建設的結果,大部分也是近幾年新開設的專業。

      已開設的一些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也圍繞數字經濟與技術對傳統專業進行專業及專業方向、課程等方面建設。尤其是工程專業建設以交叉融合為理念,積極利用當前大數據、人工智能和云計算等新興科技,在前沿和交叉學科領域培植新的學科亮點,如電子科技大學格拉斯哥學院開設了微電子科學與工程專業,南京信息工程大學雷丁學院開設了數據科學與大數據技術專業,北京理工大學北理鮑曼聯合學院開設了光電信息科學與工程專業等。

      新形勢下,教育部高度重視中外合作辦學項目的審批工作,尤其注重對數字經濟相關專業的支持。近年來,新獲批的數字經濟類專業機構與項目有10余項(見表)。

      中外合作辦學助力專業數字化建設的路徑方法

      為了服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對人才的需求,教育部以“新工科、新文科、新農科、新醫科”理念構建專業群,通過專業升級,引導高校全面優化專業結構,深化專業綜合改革。傳統專業圍繞面向產業升級需求的學科融合新發展理念,不斷融合數字技術,發揮專業間協同作用,形成整體優勢,促進高等教育水平持續提升。本文從學科數字化、理念數字化、教學數字化、管理數字化四個方向總結梳理了中外合作辦學助力專業轉型升級的路徑方法。

      第一,學科數字化。根據中外雙方大學是否開設了新興專業及雙方合作的方式,可以將通過中外合作辦學進行數字化專業建設的模式分為三種。其一,合作型。即合作辦學雙方均有開設新興專業,雙方進行資源共享、價值共創,實現雙方新興專業建設水平的提升。其二,改造型。國外大學已開設了新興專業,國內大學尚沒有,通過對國外大學新興專業和課程的引進、消化和吸收,促進國內大學傳統專業的轉型升級。其三,創新型。整合國內外優勢資源,結合數字技術,由國內大學在申辦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時申請開設新興專業。

      新興專業建設應從教育思想、發展理念、質量標準、技術方法、培養方式等方面吸收中西方高等教育的最新成果,以構建整體性的專業改造建設方案。它需要的不僅僅是一種理念、一種思想、一種標準或技術,更多的是需要融合新思想、新理念、新標準、新技術、新評價模式為一體的新學科專業發展范式。

      一是深化課程體系建設合作。國內高校應注重將數字思維和數字技能系統性地結合到學科發展中,重建現有學科的秩序和生態體系。通過深化國內外課程體系建設合作,促進專業之間的交流融合。首先,建立新的課程體系。我國高校通過融合國外計算機專業通識教育課程與專業教育課程,形成以數字技術相關學科為基礎、以大數據為核心、以多學科為支撐的課程體系。其次,拓展課程融合深度。雖然我國專業已經逐漸建立模塊化課程體系,但是通識教育和專業教育仍然存在割裂現象,課程之間的交融性不足,如通識教育課程包含的思政、軍體、外語、數學或自然科學與計算機等傳統工科專業無法高效銜接,更缺少對專業教育課程的支撐,這方面可通過中外合作辦學學習引進國外人工智能倫理課程。再如,專業拓展課程模塊通常需結合本校優勢和特色開設,國內高校學科在建設過程中,往往注重廣度卻缺乏深度,多學科交叉融合和跨學科合作匱乏,而新興學科專業與由相近學科或同一門類內不同學科的交叉融合而形成的新的學科專業不同,其課程體系建設要更加注重跨越多個學科門類的交叉融合??傮w來說,不論是通識課程還是專業課程,都需要圍繞課程目標,整合作為支撐學科專業的相關學科專業知識,使各門課程內容并非簡單的拼湊,而是實質性的有機融合,成為名副其實的針對新興學科專業而設的課程,而不是原有課程的疊加或翻版。

      二是通過合作辦學打造一支跨學科的國際化師資隊伍。根據新興學科專業的特點,利用國外大學派出的或全球招聘的長短期外籍教師和海歸教師,組建一支跨學科、跨國家的研究團隊,開展跨學科研究和學術交流。通過教師常態化的科研及時將該學科領域的前沿研究成果納入專業核心課程建設,保持課程教學內容的持續更新,確保新興學科專業課程內容的前沿性和應用性。

      第二,理念數字化。數字化的理念是指建立數據化、融合共享、開放創新的理念,為中外合作辦學提供基礎保障。首先,在認知層面,大數據不僅指教學資源的數據化,還應包含教學平臺數字化、教學模式數字化、教學管理數字化等,以實現中外合作辦學模式的創新。其次,在融合共享層面,在實現線下資源數字化的基礎上,打通各專業的壁壘,實現各專業、各領域、全過程的數據資源實時共享與流動,最大限度發揮學科專業之間知識的交叉與融合。再次,在開放創新層面,在進一步擴大開放、積極引進國外優質資源的同時,著力于探索資源融合吸收模式。例如,高??梢酝ㄟ^中外合作辦學引進國外專業的建設理念,融合國內的教育資源,以專業認證引導專業面向新興行業需求進行轉型升級,重視訓練學生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突出學生數字專業能力、科研能力和綜合素質的培養,不斷促進人才培養模式創新。

      第三,教學數字化。數字化的教學方式需要學生、教師、技術支持人員均能以新視角、新方法參與到課堂中來。例如,在基礎設施建設和課程開發方面。合作雙方借助一流的硬件設施和“云課堂”平臺,推行PBL項目式學習模式,注重課程講授、分組研討與實踐實驗相結合,建設創新設計、計算機與人工智能、機械設計與數字化智造三大特色課程模塊和教學資源庫,設置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信息智慧系統,重構國內外名師全英文課程新型課堂教學,實現實體課堂的智慧延伸。

      由于國外原版教材與學科最新動態結合較緊密的優勢,以往在中外合作辦學過程中,往往是直接引進原版教材,但是在引進教材過程中也存在教材無法及時更新和教學理念難以契合等問題。因此,在教材引進的同時,引進方要注重數字化教材的自主編寫。一方面,通過融合文字、音頻、視頻、圖片以及動畫等多種元素,結合其多樣化的表達形式實現知識的呈現,利用國內外開放的數字資源,完成教材質量的提升。另一方面,以數字化教材編寫促進教師教研能力的提升,教師應圍繞教學目標,科學開展課程設計,及時與國外數字資源互動,掌握前沿的知識理論,同步更新教學內容,提升教學水平,真正實現教學相長的良性循環。

      第四,管理數字化。數字化的管理分為學校管理和學生管理兩個層面。學校管理主要體現在合作辦學院校之間、學校與企業之間、學校內部管理三個方面,利用移動互聯、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搭建信息共享平臺,提升學校的管理服務水平。

      合作院校間,通過創立數字化的生活和學習空間,實現教育資源信息化。中外合作辦學過程中,借助數字化空間可以實現學校間的跨地域事務辦理,如學生接續性培養方案或實踐性課程學分均可經由平臺進行直接對接,減少雙方教師的重復性工作,還可通過平臺監控學生實時學習狀態,促進合作辦學教學質量的有效提升,也可運用數據統計的方式分析合作辦學期間各項工作效果達成度,對各類涉外事務工作進行優化,推進合作項目內各項工作開展。

      學校與企業之間,通過建立高效的人才培養、學生就業、學生流動機制,借助數據收集、數據分析、數據管理推動合作辦學向實踐培養模式過渡;在學校內部建立數字化辦公系統,如OA系統的使用大大提升了學校內部的信息收集、信息傳遞、信息共享效率。此外,數字技術的使用,使得學生的成績、學習與成長評價全過程變得可視化、可追溯。針對不同學生的情況,學??梢哉匍_分析會,引導學生查找問題,幫助學生規劃下一步的努力方向;教師教學管理方面,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的使用,對教師的課堂教學每一模塊的教學評價提供充足的依據,為教師后期改進教學質量指出了方向。

      展望與建議

      中外合作辦學作為我國高等教育支持“四新”建設的重要途徑,在學科轉型、學科發展、人才培養等方面起到了“排頭兵”作用,承擔了推進我國新興產業發展、促進我國由教育大國向教育強國轉變的時代責任和歷史使命。為進一步發揮中外合作辦學作用,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充分引進國外優質資源。圍繞數字經濟與技術進行機構與項目的專業建設,引進國外優質教育資源將是未來中外合作辦學發展的一條重要主線,也是高等教育促進新工科、新文科、新農科、新醫科建設的重要舉措。隨著數字化技術在教育領域的發展與應用,各合作院校間紛紛建立線上教學資源,不斷增加雙方教學資源的儲備,實現優質教育資源的深度融合以及文化交融、學科專業建設的實質性合作,促進“四新”建設。

      第二,開展專業數字化改造。已有的中外合作辦學傳統專業也同樣需要進行數字化改造、增加前沿課程。一方面,國家戰略需求對專業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四新”建設需要把握新專業、專業的新要求、交叉融合再出新三個要點。另一方面,從市場實際需求和消費者日益個性化、分散化的需求出發,需要專業快速升級改造。因此,中外合作辦學應當對接前沿先進技術,以數字化變革為邏輯起點,形成專業和課程改造方案。同時,要著重理清三個關系:一是新興產業發展與傳統產業升級的關系;二是社會發展需要和學科發展需要的關系;三是高等教育規律和人才成長規律的關系。

      第三,創新審批管理制度。教育部在進行新機構與項目評審時,對有一定專業和師資基礎的院校提供制度上的支持,以鼓勵中外合作辦學進行有關數字經濟的學科建設。數字經濟時代,行業發展需求快速變化,由于專業建設與行業發展密不可分,因此,專業數字化建設有著時間緊迫性的新要求。教育部在進行新機構與項目評審時,對有一定專業和師資基礎的院校,可以突破“中方專業需完成一個培養周期”的要求,允許中外合作辦學專業邊開辦邊建設,縮短項目審批周期,以促進中外合作辦學專業數字化建設的蓬勃發展。(作者孟韜系東北財經大學國際商學院院長、教授,曹江系東北財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在讀博士生)

      來源:《神州學人》(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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